赵锡军:国际宽松政策走向尽头 中国寻求新模式突破

    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大商所在辽宁大连举办的第十届中国玉米产业大会上做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主题演讲。


    国际经济在结构调整中迎来的政策拐点


    国际经济在结构的调整中迎来政策拐点,从今年开始,政策的拐点比较明显了。


    首先是国际经济的调整已经进入到可以看到效果的阶段。从2015年开始,全球的经济趋于很复杂的状态,各个地区主要的经济体,发达的和发展中的经济体都经历了深度的调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还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的、政治的变化。


    2015年以来,我们经历了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很另类的总统的当选,也经历了欧洲一系列的在选举过程中、政府在换届过程中的一系列的波折等。所以经济的变化,反映到很多的方面,可以说是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的时期。


    经过2015年、2016年的深度调整,从2016年年底开始,经济进入到复苏的阶段。今年来看,经济企稳复苏的态势更加明显。从各个主要的经济预测部门和机构对全球经济的预测可以看出,全球的经济在企稳上升。按照最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份的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之3.5%,新兴市场可以达到4.6%。 
                                        

    在过去的数年时间内,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有比较大的波动,甚至有负增长的情况,而现在主要的几个大的经济体,如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相对比较稳定。尽管增长率不是很高,但比较稳定。与此同时,从对未来的预测来看,总体是一个大的经济体都相对比较稳定。


    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经济的版图在发生变化,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在不断地上升,发达经济体的贡献在下降。到去年为止,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已经超过60%,其中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


    伴随着经济从深度调整到企稳和缓慢复苏,各个国家表现不同,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经济相对来说恢复的比较快,在发达的经济体里相对比较快一些。表现在货币上,也是美元首先开始走强,但是走强以后,逐步地又开始走弱。所以在2016-2017年一年半的时间之内,美元走了一个从弱到强、从强到弱。特别是从今年2月份以来,美元变化比较大。从美元走势变化图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升值,达到12.9%,幅度很大。今年的2-9月份又出现了一个贬值的幅度。与此同时,国际的黄金价格出现了和美元走势相反的情况,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黄金价格逐步地下降,下降幅度很大,达18.3%。美元从今年开始走弱,黄金价格不断走强,到8月底,黄金价格上升了18.46%。另外,原油的价格基本保持一个上升和波动的状态。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在美元走势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美国的股市一直处于一个上扬的状态。


    当美国经济走强,走稳,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从2015年年底开始,美元进行了第一次的加息,在2016年的时候,又加了一次息,2017年3月份和6月份分别加了两次息。总体按照目前的预期,有可能今年还会有一次加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从现在看,还要看美国经济的最新的情况,所以现在还是不完全确定,美元进入了加强的通道。


    另外,伴随着美元进入加息的方向,美联储也开始了一个缩表的过程,在6月份就有计划,但是具体可能会在今年稍晚一点正式地实施。加息和缩表可能对全球的资金的流动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作为另外两个大的经济体,欧洲和日本,目前来看,前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政策,我们说负利率的政策已经见底了,无论是欧央行,还是日本银行,都暴露出来至少是不再扩张、不再继续下调利率的一个意愿,甚至表露出来有可能会减少货币的供应,减少量化宽松政策的意愿,所以他们的宽松政策已经见底。


    新兴经济体出现分化


    新兴市场继续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有些国家是继续保持相对比较宽松的政策,有些国家是收紧的政策。这些国家在政策选择方面表现出变化,前期宽松,后期收紧,或者前期收紧,后期宽松,处于一种很不确定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全球的经济面临着相当的风险,主要是几个方面的风险。


    第一,全球由于各个国家主要经济体出现货币政策的转型或者拐点,会抬高长期利率,就是资金成本会上升。而这些国家的资金成本或者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带来一个外溢的效应,不仅会影响到自己,还会影响到整个全球或者其它的国家。特别是节奏不一致的情况下,调整的比较快的国家可能会占有先机,后面的国家可能会受到先调整国家的负面影响。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来讲,可能在政策选择方面面临两难的选择,为了刺激国内经济的增长,可能希望放松,但是由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又不得不抬高利率,以防止资金的外流,所以选择会非常困难。特别是对于市场在外,资金在外的国家,选择的难度会更大。


    经济处于企稳回升的状态,但是从长期来看,消费和投资仍然是具有不确定性。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日本,复苏的格局是否会持续?持续到什么时候?仍然有待于观察。因为从目前来看,这些复苏的情况有很多的因素,是政策的刺激所带来的,是不是经济的结构已经调整到位了,现在还有待观察。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还有逆全球化的情况,地缘政治的风险也不可忽视。


    中国经济寻求新模式突破


    国内经济仍然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换代以及动能转换阶段。自十八大以来,新一届的领导按照新的发展的目标和理念,形成了对经济工作的新的思路,新的管理和政策的框架,以及新的政策措施,核心就是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个政策的实施。


    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所谓的双“中高”, 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中高端的水平,我们也确定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的目标,2017年是关键的一年。


    十八大以来形成的新的经济的框架,应该说是我们在新时期,经济的新常态下开展经济工作的一个主要的依托。这里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对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新的判断,就是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工作的总的思路,它的逻辑就是按照新常态作为一个依据来推进,所以新常态是今后经济工作的一个逻辑。


    第二经济框架也有了很多新的变化。新的发展理念成为我们经济工作的主要的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主要的核心,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形成了发展经济的一个政策框架。核心的问题或者政策的核心的要求,是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各方向来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政策体系和政策措施围绕的中心是质量、效率、公平和可持续四个关键词。里面没有规模、速度这些东西。作为经济工作的政策框架,至少从宏观的角度来讲,这个框架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质量、效率、公平和可持续。


    在新的经济政策的体系和框架之下,国务院的各个部门和相应的机构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和机制,新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投资方面的一些新的做法和新的政策措施。


    一是鼓励社会投资。二是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相结合。三是激发社会投资的活力。四是在投资的领域里,要更多地考虑到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按照新的理念来改革我们的投融资的机制,形成新理念下的投融资机制,已经有很多的政策措施出台了。


    另外,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我们形成了很多的项目,很多的工作的要求,成为我们最近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推进的一项工作。经济工作甚至其它的多方面的工作都会和“一带一路”的倡议相关联。


    包括投融资领域里,我们将来在涉及投融资的安排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围绕着我们国内要做多少投融资的安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考虑投融资要包括“一带一路”这个区域需要有多少投融资的安排。


    总体来看,新的经济发展的时期,经济结构要调整,发展模式要转换,发展动能要转换,对于传统的金融服务的方式,金融服务的理念,金融服务的工具,实际上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那种以规模扩张、扩大资产、增加负债、提高杠杆、挣快钱、扩大风险这种做法很难持续下去。现在要考虑到风险问题,要考虑到质量问题,要考虑到竞争力的问题等等,金融核心开始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要转向竞争力的提高,效率的提高,持续性的增强;解决金融风险的问题,解决高负债的问题是一个态势。竞争力的提升可能是一个更长期的任务。(首席记者 乔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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